古老高原大步迈向现代化。图为西藏昌都气象站(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现代化的见证者、参与者,对现代化进行了总结反思,科学预言了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前途命运,为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之路作出了预言和设计。
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提出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政权、现代大工业、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关系等相关概念。马克思说:“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他还把大工业所创造的发达的世界市场和城市称为“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和“现代化大工业城市”。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使用“现代化”一词阐述英国经济现代化对德国的辐射:“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势力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现代工业的要求。”
无可讳言,现代化运动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化最初的动力和根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财富,使人类史无前例地征服了自然,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极大地改造了社会关系。“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代化的描述热情洋溢,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阶段是发展过程的一次飞跃,具有同以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完全不同的重要特征,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功绩,现代化首先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结出的硕果。通过生产社会化、科技进步、社会分工、世界市场、世俗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要素,资产阶级彻底摧毁了传统社会,打破了束缚生产力的城市行会制度,将农民从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变成了雇佣工人,伴随着16世纪新航路开辟而开拓世界市场,把以往彼此分割的地域强制性凝聚在一起。
在肯定现代化进步本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对现代化的方式进行反思。现代化不等于生活方式的改进和社会福祉的增值。早期原始积累充满了掠夺、奴役和血腥,工人的悲惨境遇成为恩格斯笔下常见的场景,人对自然的“征服”更招致了自然界更加猛烈的报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愈演愈烈,经济危机频频发生。
以美国现代化为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美国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认为美国采取了发挥资源优势、主动融入世界市场、夯实民族产业、完善交通措施、注重推动科技创新等一系列现代化举措,指出“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美国“已经成为英国在现代工业中的竞争者”。恩格斯称赞美国人为“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同时他们指出美国现代化没有消除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化也没有带来世界共同繁荣。南北战争是 “没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结果将不是粉碎奴隶的锁链,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锻造新的镣铐”。交通联络工具的发展带来资本集聚和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诈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 ‘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建立在掠夺、欺诈、战争废墟上的现代化模式,最终只是饮鸩止渴的虚假繁荣,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跨越“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选项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现代化不仅是过去与当下的时间问题,也是关乎先进与落后的价值问题,是各民族共同的趋向和目标。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也绝非现代化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化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意味着更高阶段、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带来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真正解放,人类社会将再上一个新台阶,整个社会不但极为发达,而且极为完善。“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国家治理和政治文明达到新的水准,国家重心从专政职能逐步转变过渡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正如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如何实现第二阶段的现代化?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原始积累阶段,开辟另一条现代化之路。
“卡夫丁峡谷”又称“卡夫丁轭形门”,出自古罗马历史。公元前321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中,5万人的罗马军团在卡夫丁峡谷遭到萨姆尼特人的伏击战败,被迫按照遣散战败者的方式,通过三支长矛拼成的“轭形门”,被认为是一次耻辱性失败和历史挫折。马克思恩格斯前后曾用英、法、德三种语言10次使用这一典故,意指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带来的灾难和挫折。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马克思说:“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都用到公社中来”“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打破现代化路径依赖,超越“内生主导型”和“外向依附型”两种模式,走向“阶段跨越型”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对亚非拉等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跨越“卡夫丁峡谷”有着历史依据,是现实的、可行的。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制度充分发展而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典范。
当然,“卡夫丁峡谷”跨越的只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现代经济运作机制,历史的发展是统一的、有规律的,无论跨越、继承还是创新,都是为了让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加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对于落后国家而言,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意味着把民族独立置于现代化的首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掠夺和侵略的一面日益凸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更加悲惨和无助的境地,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获取在世界体系中的合理位置,对于很多民族而言已经失去了时机和条件,面临重重外在的压迫和阻碍。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现代化的首要选项。
1882年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只有在取得独立之后,才能真正收到殖民主义者“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反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人民就无法真正实现自由与解放,任何现代化的设计都会成为镜花水月、纸上谈兵。
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多维度
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物质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什么才是最优的方案和选择?人与社会的进步,是机械地等待生产力发展而亦步亦趋,还是主动变革、创新求变,继而反哺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有过明确答案。
资本主义现代化蕴含着对人的异化,金钱至上的世界扼杀了人的全面发展,本该创造美的劳动,却使人走向了异化、畸形、片面、病态。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挣脱对人的和物的依赖,使人的发展真正为个人所驾驭。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宣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这种情况下“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础上走出的崭新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把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永恒主题,推动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把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熔铸在基本人格之中,铸造具有自律、自重、自强精神的现代文明人格。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将现代化重心从“物”的单向发展转变为“物与人”的统筹发展,使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等相互作用、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行稳致远,在人类命运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