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执掌者的为政之德是特定时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渊源，也构成了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的三大理论资源。没有三者的底蕴和滋养，干部政德就难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很多场合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构成了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传世智慧。对传统文化中的为政之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当前干部政德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为政之德。距今三千余年前，伴随着周革殷命、制礼作乐，华夏先民产生了一次伟大的人本觉醒和政治启蒙，决定了中华民族迄今鲜活的精神特质。周人可谓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敬”“德”乃是频见于《尚书·周书》的重要语词。周人常怀“殷鉴不远”、唯念长治久安的浓厚忧患意识。敬德明德、以德配天的临深履薄、戒慎恐惧，开出了《礼记·大学》所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人气象，累积成“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识见，孕育了“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德，升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等“德”“得”互训的高度的道德理想主义。其可贵之处，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强调入仕者的政治责任。“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出仕济世造福苍生，是儒者天经地义分内之事。《大学》所言“八条目”，既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我与我周旋”的“内圣”“修己”，更指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我与世周旋”的“外王”“安民”。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德”的教化养成。《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文化在“为何教育？教育什么？教育谁人？谁来教育？怎样教育？怎样学习？怎样保障？效果如何？”等一系列政德教育基本问题上，渐次积累出足资今人借鉴的丰厚经验。同时，我们不可不察的是，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公权力执掌者在修德问题上理应发挥典范和带动作用，必须在“大德”“公德”“私德”上下苦功夫，务期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若为政者本身有悖公序良俗，则后果不堪设想。荀子尝言：“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将“耻”视为“四维”之要，痛斥“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此种“国耻”，直指“亡天下”的万劫不复境地。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德刑并用，常典也”，但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为政以德的当代意义，是为了指明良善的国家治理须“依法而治”亦须“奉法者贤”的基本事实。同时，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是当代中国干部政德建设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定会在生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与中华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政德论说一起，培养造就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为政以德的干部队伍。（作者：孔新峰，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导，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